女教师

（文/杨时旸）中国观众看到这部《女教师》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一点亲切和熟稔的回忆，搅拌着挥之不去、难以名状的悲凉。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观看这部电影，而是在凝视某个自己都曾历过的片段。我们观看他们，我们想起自己。《女教师》有着独特的风格，怪异又幽默，而轻巧又松弛的表达背后都是不堪言说的沉重主题。有关无处逃脱的压抑，弥散性的恶，当全部私人生活都被权力掌握之后，权力的傲慢和个人层面的弱小与无助。这一切全都被浓缩在一间教室，几个家庭，一场投票之中。它见微知著，让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1983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教师达玛丽来到这所小学任教，点名的时候，要求同学们报告自己父母的职业。这个绝妙又轻盈的开场，只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才会瞬间洞悉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这是毫不掩饰的“索贿”的前戏，一种见怪不怪，稀松平常的微小腐败。老师达玛丽的表情和举止都被演绎得极其精确，表演性的一身正气，面容糅杂着严肃和亲切，仿佛她让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都理所应当。很快，家长们都按照特长和分工为己所用，有人为自己跑腿，有人帮助修理电器，有人为自己多买一点棒骨，她假模假式地请求，装腔作势地感谢，然后，默默地记下那些拒绝为自己服务的父母的名字，最后，把一切清算到他们的孩子头上。让那些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全方位羞辱他们的自尊，以一种决绝的语气宣判他们晦暗的未来。显然，《女教师》并不只是想去单独呈现某个个体素养的低下，它不动声色地描摹出了激发和加剧人性之恶分泌的大环境。整体上的匮乏以及生存境遇的逼仄，让权力变得嚣张，这个小小的学校环境已经足以象征出更广阔的一切，人们无法撼动的时候，只能选择匍匐。这故事有趣的一点在于，老师让家长去做的一切都是“小事”，你用力反抗觉得不值，不去反抗又心有不甘的那一种，相较于具体的“事情”，更让人难受的其实是对于尊严的剥夺。她看似示弱，实则颐指气使。一边，家长们教育孩子要诚实，公平，守信——那是一种普遍人性中达成共识的，人类道德本能中的准则，但是，与此相对，在这个小小的现实环境中，一切都背离了那些宣教，行贿者，服从者获取利益；清白的，反抗者被贬损人格。在懵懂的、纯粹的的孩子眼前，这分裂的景象，让尊严尚存的家长们心怀愧疚。那些成年人混迹于污浊，姑且认命也就罢了，但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仍然无法逃脱于这样的宿命染缸，那无意于目睹一场精神意义上的绞杀。从一开场，《女教师》就一次次转场于家长们的那场投票罢免老师的聚会和日常的课堂之间。家长会的戏，其实是故事的高潮，但由于它被一次次剪裁，切断，回溯和衔接，高潮也被有意识地延后和迟滞。成年人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成为了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影像重叠，那些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走下去，终将成为这群父母的样子，有的人西装革履，但道德沦丧，贪婪无耻，他们认可那一套潜规则，服从，执行，加固，融入其中；而另一群人，贫穷，固执，懦弱，对于一切不公更加毫无办法。对于要不要罢免老师，家长们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人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而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者，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可是，谁又能大声地说，自己从没有参与并且纵容了这个体系呢？人们默默走回来在联署信上签下名字的时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即便所有人曾经都屈从于恐惧，但最终仍然选择了反抗。导演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并不愿意给人们一个畅快的完美结局，他让在此地溃败的老师换了一个地方重新操持起熟悉的一切。当然，体系本身不被改变，具体的依附其上的个人怎么会有所改观。毒素是弥散性的，长久又深入。但是无论恐惧，压抑，威胁和绝望有多么深重，人心中对于纯良，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从不曾缺席，它或许会被压制，或许无从表达，或许也被稀释，但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尽管前些日子，豆瓣删了我一篇两年前的文章，但我还是用了这种作死的标题，天知道这文章能存在多久，诸位就当阅后即焚吧。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尽管我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但我也相信，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我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部片子所想讲述的隐喻，其实大多数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看得懂，尤其是注意一下“女班主任”的背景介绍，再注意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你看到了尾声，黑板上写着“1991-1992”，再看看还会会心一笑。 但当你注意到制片地区写着“捷克/斯洛伐克”，你是不该笑的，尽管作为中国人的立场，我很欢迎他国的分裂。 整个故事，表面上是在阐述关于班主任与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矛盾，但其实却是在隐喻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因为，班主任本身就是学校党委主席，她还有个在苏联的姐姐，所以，当大家想要通过民主投票、联署申诉的方式，驱逐这个班主任，也就是片名中的女教师时，其实，导演想说的是，捷克人为什么想要“天鹅绒革命”。 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表面上女教师以权谋私，欺凌学生，要挟家长；第二句话是，暗示苏联对捷克的剥削和压制。 说到以权谋私，我不知道各位会把这事归咎到谁头上去，是说中国人惯常如此，还是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或者推而广之，说成人类自私的弊病，再者，可以说是，“制度的漏洞，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 但我想谈的，其实是“权”的问题。长久以来，很多国人都觉得，共和国的国情大抵就是不民主的，而举得最厉害的铁证，就是没有实打实的投票权。但事实上呢，苏联与美国冷战，前者占了民主，而后者则鼓吹自由，好像共产主义从来都只是不够自由的代名词，却只等到前苏联倒下，不民主的帽子才扣了过来。 很多人都把投票视为民主，但事实上，民主的美国，向来是把“投票权关进笼子里”的，而我们仅仅是展示了这只笼子而已。 共产主义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强调政府对于社会的绝对影响力，所以，将权力下放到最基层，试图以毛细血管的方式，构造反应灵敏的社会组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常见的村主任、村长、居委会大妈，那些曾经或现在仍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小吏”的由来。片中的女教师，其实正是如此的一个角色，谈不上有什么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说话就是管用。 说到底，片中矛盾，恰恰是一种分权给老百姓，创造一大堆不是“政府官员”的掌权者的“民主手段”，搞出来的怪。一开始，起家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政权，都试图将权力分享给更多的普通人，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只要是个人多的地方，就把权力分下去，往往还要通过投票来选出这个能够影响许多人生活的某单位“一把手”。 但很多人，包括获得权力的一把手，都始料未及的是，权力的诱惑很难抵挡，哪怕谈不上以权谋私，就是弄权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毕竟，并非人人都能握得住一把双刃剑。 片中这个捷克的女教师，就是如此，她掌握着评判一个学生成绩好坏的权力，甚至影响着学生的升学，于是，她就能够肆无忌惮的驱使那些家长为她做事。当然，你会说，“监管”到哪里去了？ 其实，不在于监管，而在于，谁支持，谁反对？而监管则只是根据双方的力量，做出反应而已，当然，在片中，女教师有个在苏联的姐姐，也是监管力量投鼠忌器的重要因素，这里不说苏联的事了。 还是说回这事情的隐喻中来，女教师代表着捷克政府中的实权派，“生活在苏联的姐姐”当然是指这些实权派的幕后老板，而想要驱逐女教师的校长他们，则代表捷克政府中，想要独立自主的人，至于这些学生家长，自然就是芸芸众生。 片中一再强调学生家长的身份背景，其实也是为了暗合这一点——那些精英阶级，掌握着一定社会资源的人，与工人阶级、普通市民的好恶，显然完全不同。 假如我们从那些反对女教师的家长的角度来看，大概只能看到，革命的理由是要驱逐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员；但假如从女教师身上，其实我们更能看到这场革命的核心问题：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女教师驱使着各个家长，为自己服务，一方面可以看成苏联指挥着它的代理人进行着剥削，另一方面其实也能看到，女教师想要过更舒服、更优质的生活，难道这不是每个人的想法吗？ 但矛盾就在于，女教师可以凭借着手里可笑的权力来实现，而普通民众却毫无办法，甚至还要因此降低自身的生活水平，背上一些风险。 我之所以说女教师手里的权力，是“可笑”的，就是因为，女教师忘了她的权力是从何而来的，也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人民既未将处置自己的权力授予她，她又并非不可替代。 片中所有的矛盾，都以一次“民主化”的投票串起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着芸芸众生的各位家长，是如何分化的，既有因为身份背景而被讨好的法官，也有为之服务而受到照顾的小市民，还有拒绝屈服而不断被损害利益的普通工人，当然，更多的是沉默的众生。 这次的投票，真是对于我们常说的“用脚投票”的一次完美诠释，许多人碍于种种威胁，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并不会公开自己的选择，但面对真正利益相关的事情，却还是会做出最符合自身的抉择。 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美国的和平演变，苏联的“共产主义”破产，说到底，其实是陈旧的制度被激荡的人心所击败而已。 从这部片子中，我们应该看到，共产主义从不产生威权，而是权力层层下放，又层层弄权，才导致的寸步难行。联系你我身边，不难理解这一点。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影片的结尾与影片开头的呼应。天鹅绒革命已经成功，总统也换了人（墙上画像），但女教师依然还是那个女教师，做派也依然是原先的做派（让学生上报家长职业），只是原本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原本讲历史，现在讲宗教。 所以说，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从无神论到东正教，东欧国家似乎蒸蒸日上，但女教师却巍然不动。人性的缺漏，并不因主义和宗教而被补全，反之，它们寄生于此。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因为，他才真正懂得利用规则，而你却只能咒骂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