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需求

公园里的石碑旁，有好几种绿树，叶子都不相同。针叶的是松树，阔叶的，也许是茶树，或者樟树，我们狭隘的知识面，并不能确定它们的名字。“都是普通的行道树罢了。”那些懒得辨认的人就这么说。但是，如果你非要问：“再看看，还瞅到了什么吗？”你坚持地问他，他才会回答：“对哦，这棵树颜色深，叶子细细的！那棵颜色浅，叶子嫩嫩的！嗯，它们的层次很明显。”

我见过这样提问的人，她是《旅行者的需求》里的伊莉丝，她教韩国人学法语。伊莉丝的教材是一叠空白小卡片，她会根据学员某刻的想法，在卡片上写一段抒情的法文，让对方念诵。 法国人和韩国人说话，用的是英语，就像此前于佩尔与洪常秀的合作。但是，继《在异国》和《克莱尔的相机》到现在，大家的英语还是很生涩，就像用着一件不趁手的工具，挤出“开心”、“旋律”、“美丽”、“炫耀”、“不满”这些基础词汇，统统都言不及义。伊莉丝的英文也差，但她总是问：“还有什么呢？”所以，她的写作总是失真，她的课程也会雷同。比如一位女生弹了钢琴，另一位叫元珠的女士弹了吉他，当被问及弹奏时的心情，这两个学生的答案一模一样，而伊莉丝写给她们的句子，也完全复制。

我们悲观地认为，伊莉丝也是个骗子，她像作家一样统一发文案，没有真正贴心的对话，英语是人们之间最生硬的地带，又或许，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只是被妥协的中间地。可虽然语言被阻塞，这种无法相融的中间状态，也制造着清新的空气，它让社交失效，让人们的行为变得笨拙。于佩尔一直都是旅行者，是文化上的陌生人，《旅行者的需求》把这种身份变得更加本质：一方面，文化上的隔绝成为了伊莉丝的生计；另一方面，她在用更陌生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传统或非传统的关系，她的旅途和来意都是未知的。 同时，那些本土的演员们，她们面对伊莉丝/于佩尔，表现出的不同的紧张感，形成了人物之间的差异。尽管伊莉丝给了她们同样的礼物，但对方各有各的局促，比如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她总是用笑声来掩饰表述的困难，还在刻有父亲名字的石碑前哭起来，于是伊莉莎拍了拍她，然后举起卡片，以诗人的姿态给她写下一段话。

元珠是这个女孩的阿姨，当她和伊莉丝对谈时，总是致力于说出标准的词汇。她丈夫更是滑稽，他询问伊莉丝的帽子，耍弄她的圆珠笔，酒过三巡，还抱起吉他，煞有介事地拨起来，弹着哆啦咪发······这是一个介于刻板身份和出格举动之间的人。在散步的时候，他甚至对着石碑上的诗，跪拜了下去。对丈夫的表演，元珠女士也只能看着。这时，伊莉丝轻轻地摆着手走过去，碰了碰石碑，再走到元珠身边问她：“看到他这样拜，你心里怎么想？”元珠背对着镜头，手拿着一条捡来的树枝，说出自己敏锐的心声。于是，伊莉丝为她写了一段独特的文字，一段并非印刻在石头上，而是徘徊在树枝头的文字。 而她写下来的话，总是对实际情况的增强，对方要是“有一点不满”，会被她说成“我对自己很不满”，同时加以延伸。这到底是对真实情绪的揭示，还是基于某个词语的发散，你不得而知。既然选择了一个脱离实际的老师，你也无从去纠正她的手法。结果，这一张张卡片，都成了别致的礼物，是人给未来自己的礼物。

是的，洪常秀已经来到了他最简洁的阶段：如果两件事很相似，那就让它们完全一样，而其中细微的对比，却能成为人物最鲜明的特点。环境也格外简单：一个长焦镜头里的森林和青山，檐角的天空，楼群的平面，某片对焦不清晰的树梢，或者公园里的那些石碑，它们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句，这些画面，像手机相册里简陋的一角，但它们已足够美丽，成为最确切的舞台幕布，而对话的双方，就这么站在它前面，做当下的语法练习。 我们可以把伊莉丝献给仁国的话，送给更多学员们：“拒绝沉迷于记忆的诱惑，回答每一个音符，让它成为独立的存在。”观众确实在抵抗记忆，我们知道，即便两个人说了重复的话，她们的状态也不同，大家都是语言和行为上的初学者。

况且，语言之间并没有高下，如果有人说：英语是更功能性的；法语是更抒情的，也最有表达力；而韩语在伊莉丝眼里，是外国人的窃窃私语。那这只是刻板印象。当伊莉丝把一天赚来的钱都给了仁国，对他说：“一半房租是二十万韩元，总共是五十万韩元，我想和你一起分担这笔钱。”这就是最真诚的表达，对共同生活的成本的计算。只是与此同时，她一定还有别的话，是用英语无法说出来的，甚至用法语也讲不出来，只能转化为笨笨的动作，和你一句我一句的“谢谢”。 另一场算账，发生在仁国与妈妈的餐桌上，伊莉丝与仁国之间有语言的距离，而妈妈与仁国长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算很熟悉，因此，她那些关于吃住、关于生活、关于伊莉莎到底是谁的追问，都变成了典型而错位的关心，哪怕在最熟悉的韩语中，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述。除了这些隔着物质的关心，我们还能说什么来接近对方呢？它们诚然是最重要的，但或许，大家还需要一门陌生的语言，它是感受力的根据，“看着好久不见的儿子，除了给他做一顿饭，我还想说什么？”这便是伊莉丝课程的启发。

有一点很肯定，伊莉丝也是个初学者，她不只在学习英语，还在学习运用自己的肢体，还学习着与一栋房子、一块石头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她见到青草地里的小水潭，就脱了鞋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进去，水流没过了脚踝，她也哼起歌来。一不留神，把鞋子掉了，她赶紧“啊”地捡起，正要去擦鞋擦脚，却还恋恋不舍地又泡了一会儿水。这种行为，像极了一部叫做《chiikawa》的日本动画片，那部了不起的作品，每集一分钟不到，都是些小团子一样的生物，尝试着各种对它们来说很新奇的事情。 无论是《在异国》、《克莱尔的相机》，还是《旅行者的需求》，于佩尔一直在做旁若无人的事，当大家在正常地走楼梯，她却一跳一跳，拍着扶手跑上去，好像一阵微风的化身。当她为了配合仁国躲他的妈妈，跑到一个绿色的天台上，然后走去东张西望，远远地瞧瞧他妈妈走了没有，那时她把高跟鞋防水台踩得嘎吱响，这就是人物对于动作的尝试，一些与实用性相反的尝试，只是把一双鞋子挤出声音来。

我们很珍惜于佩尔的喜剧，它们显得陌生，因为它们不导向共鸣，而是一个人的私密选择。洪常秀理解私密的必要，正如他已经很少创造共情——至少是作为舒适区的共情——而走向了对更多可能性的学习。所以，我们不会对电影得出相同的结论，甚至总是有相反的感受，我朋友觉得《旅行者的需求》很孤独，而且人与人的沟通有点恐怖；我则觉得恐怖不可避免，但也存在治愈。而重要的是，孤独与治愈不会相互抵消，也不存在哪个更本真，它们共同组成了生活的层次，这就像人物关系的开放，就像伊莉丝一样，她既可以喜欢吃面包，也可以吃韩国拌饭，在那些相似的幕布前，她做着自己才知道的小事。 其实，于佩尔的来头始终都是个谜。《在异国》是一部棕色和橙色的电影，我们会记得民宿的棕色环境，以及救生员的橙色帐篷，它和他工作服的橙色一模一样，而一次次的重新写作，更将民宿变成了一个临时住所，而她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可以有很多种临时身份。接着是《克莱尔的相机》，得益于她那件黄风衣，我们总觉得那是部柠檬黄的电影，她是一个拿照相机的精灵。

《旅行者的需求》是绿色的，绿胶带、深绿色的玛格丽包装纸、各种各样的树，人工的绿和自然的绿区分得很明显，因为人工的绿色非常平面，或者说，它们看起来太不自然了。伊莉丝穿着她的绿开衫，和这些常见的绿，组成了远近前后的层次，比起知道她是谁，我们只能看到她是什么样。她有时在圆珠笔上贴一圈苹果绿的胶带，有时在山路上走了个没影。但最温馨的绿色，是手工的，是她和仁国的绿格子窗帘，卧室里的台灯都开着，还有盏绿莹莹的桌灯，把窗帘变得透明，变成一丛嫩芽般的浅光，他们的家，这没有来历的家，犹如发亮的春日。

但，越天真的人，越知道纯粹是最难的。仁国不计较伊莉丝的身份，但他必须对妈妈撒谎。而伊莉丝在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那一刻，难道不会辨析出生活与理想的差距吗？暂时回不去的伊莉丝，她走了好大一圈，来到了一条新路上，那是块赭红色的大岩石，背靠着葱郁高山，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山顶，当她住进仁国家里之前，她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她斜靠着岩石，拍了拍它的质地，然后躺下来。 妈妈走后，仁国去找伊莉丝，从街头找到公园，在公园的小径上，他遇到了她的背影，捧着一支笛子，在吹一首不成调的曲子。他路过她，又绕到她面前，看了看，没有上前，他还不是他，这还不是相认的时候。因此，这场看似抽象的剪辑，就是伊莉丝的等待。仁国也爬上了那块石头，在上面坐了好一会儿，又走向更高的山路，之前情境的杂质，正在被一个个蒙太奇所过滤。

伊莉丝在山顶出现了，太阳已经落下，她闭着眼睛正睡着，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她这么近，看到她抿着嘴唇，手上有粗粗的血管，还戴着那根与裙子配套的花手环。一个陌生的特写，在此之前，镜头从未如此直面人物过，尤其是对没有来历的伊莉丝，她从来都不是透明的，却总能说出最清透的话。因此，对于这个睡着了的朋友，比起询问她是谁，我们选择默默相信她。 接着，切到全景，仁国把伊莉丝拍醒，她转过头来，喊出了仁国的名字。二人确切地认出了对方，她给他喝了一杯玛格丽，和他一起回家去，那仍然是属于友谊的家，当他们先后走过了新路，这个心愿再次被确定。

文 / Annihilator排版 / 唯唯 封面设计 / 脆脆鲨全文约3300字 阅读需要8分钟我们通常会说，电影凝结和保存了时间；但有时，以某种意料之外的方式，电影反过来成为了时间之流逝的见证者。我指的是那些“系列电影”，故事在时隔多年之后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延续了下去，但其中的角色却随着演员一同不可避免地老去了。这正是《双峰：回归》最首要的美丽之处：在那些挂着明显的衰老痕迹、但仍能为我们一眼辨认的熟悉面庞之上，在那些因年龄增长而愈发沙哑和颤抖的声线之中，反映出的是一种超越了电影之虚构性的绝对真实力量。当然，时间的风蚀在任何电影中都普遍存在，并不从属于某位特定艺术家的天才，电影作者所需做的只是向这种力量敞开怀抱；即使是那些最受低俗虚浮之叱责的类型片系列的重启之作，《惊声尖叫4》甚或《夺宝奇兵5》，其中主人公衰老的身躯也同样散发着一种最为原始的动人。

Twin Peaks: The Return (2017)

当然，一些与其演员建立了更专注的关系的电影，更有能力观察和记录下时间流逝的刻度；这其中也许包括了洪常秀的最新作品《旅行者的需求》。从2012年的滨海村落，到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再到如今不知名的韩国小镇，伊莎贝尔·于佩尔已是第三次作为主演（之一）出现在他的电影中，这次，她的名字是 Iris，一位独在异乡的法国女人。她在街头闲逛，对四处篆刻着的陌生文字有着莫名的兴趣，偶尔以某种类似于写诗的方式教授法语。相比于同样“在异国”的三个 Anne，以及五年后举着拍立得相机四处拍照的 Claire，Iris 又已经老去了七年；在她的面孔上我们看不到太多的皱纹，只有一种随年龄增长而愈发显眼的健康的瘦削。

다른나라에서 (2012)

클레어의 카메라 (2017)

여행자의 필요 (2024)

当这样一位既是国际知名女星、又是一位跨越了七十岁关头的老者的角色，和河成国饰演的年轻男孩共处一室时，整个情境都因为二人的关系而变得奇异——“你对我的爱是对朋友的爱吗？”男孩做出的肯定回答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电影中会出现另一种答案。事实上，自进入20年代之后，爱情，至少是男女之爱，已经几乎退出了洪常秀电影的舞台，不再作为显要的主题，甚至不再被直接描述。《在异国》的 Anne 与电影中的每一个男性角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关系，在那时，这种排列组合一般的换伴游戏是洪常秀的兴趣所在；《克莱尔的相机》中的 Claire 虽然并不处于情感关系之中，但她仍然是另一个关于出轨与嫉妒的多角恋故事的调查者和见证者；但十二年后的如今，《旅行者的需求》在其尾声中明确地表露出对世俗化的情感的拒绝。这与去年的两部作品《在水中》和《我们的一天》所展露的倾向是一致的，前者将情感作为谜底藏入歌声与海浪，后者则仅仅在台词中无所谓般地提及情感与性，仿佛它只是与任何其它元素平等的一个元素而已。

여행자의 필요 (2024)

这样的变化不禁让人想到：洪常秀本人，或者他所制作的这具电影的“身体”，是否也正如他所拍摄的于佩尔的身体那般地老去了？多年来，洪常秀的作品遵循着德勒兹主义的运动方向，在对自身的不断重复中生成新的差异，我们在讨论此种模型的种种其它性质之前，首先要意识到，它是能最好地记录作者自身变化的时间里程碑。我在《洪常秀笔记Ⅱ：早熟的电影》中曾写过一个观点：洪常秀电影的演进是逆向的，一路从早期的成熟和丰满走向晚期的简洁甚至童真——但这只限于形式层面；论心境的话，近期几部作品都有种苍老的感觉。从前，在尤其是前-金敏喜时期那些被视为代表作的作品中，无论电影的基调是恶毒的讽刺还是戏谑的玩乐，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台词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情境拥有能牢牢抓住观众的趣味性；这些作品可以被称之为“精彩”的，因为它们具有戏剧性的强度——至少导演希望如此，我们能察觉到他想让自己的电影变得更为饱满的愿景。但在近作中，这种强度被有意地削弱了，幽默和讽刺都变得淡淡的，和电影底色中弥漫着的忧郁一样地淡；诸如结构或细节对应之类的常用技巧，也不再是牵动和戏耍观众的手段，而只是让电影本身被进一步分解，变得静默而空旷，难以捉摸。这是否反映出了一种创作心态上的暮气？就像于佩尔的角色从《在异国》的三个有着非常具体的身份设定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几乎匿名的、无所凭依的、相当符号化的形象一样，洪常秀的电影本身也越发地抽象和虚弱。注意，这并非是贬义的形容，因为对于电影而言，强健有时是不恰当的夸耀，而虚弱却成为一种诚恳和谦逊——《在你面前》和《在水中》都是因为这种品质而加倍地动人。

당신얼굴 앞에서 (2021)

물안에서 (2023)

《旅行者的需求》是洪常秀近作中情节化技巧最丰富的一部，或许接近此前的《小说家的电影》：场景数量增多的同时，人物也有着更多的动态，而不是像前几作那样以静止的对话为主；Iris 在男孩家门口闻到食物的香气，继而切至厨房灶台上正在煮的汤，或者第二部分的女儿开关阳台门的内外镜头切换，这样从人物视角出发的连续性剪辑会出现在洪常秀电影里实属令人意外。但与真正的主流剧情片相比，这些技巧更像是叙事未完全剥离干净而留下的残骸，一些漂浮的能指空壳，它们的出现没有拉近电影与观众的距离，反而令它在不坚定和碎片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同时，与《在异国》一致的是，作为法国人的 Iris 在与片中的韩国本地角色交流时，双方都不得不使用各自母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英语，生疏的语法、别扭的口音、以及循环往复的误解和复读，从最根本的层面将对话推向了失效，进入了洪常秀作品标志性的“尴尬”情境。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异国》男救生员段落中的语言错位大体上是种喜剧效果，而《旅行者的需求》的错位则笼罩着一种诡谲的气氛：尤其是在影片的第二幕，人们不合时宜地、机械反复地大笑和打趣，甚至会让人想到林奇《内陆帝国》中那些扭曲的、噩梦般的对话场景。从什么时候开始，洪常秀电影中的“言语”变得空洞到令人恐惧的地步了呢？《在异国》或《克莱尔的相机》的时期，即便人物们常说些言不由衷的废话，但这些言语总能以说话者并未意图的方式向观众揭示出一些真正的东西；现在情况则恰恰相反，人物纵情投入地交谈，但若是仔细聆听，却发现这些话语什么也没有传递，它们就像人们在 Iris 的再三追问下才说出的“内心感受”那样，扁平得千篇一律。这并不只是因为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不是许多人认为的“东亚性”作祟，而是有一种更为根本的距离将人们区隔开来。沟通的不可能性，这是洪常秀近期电影最重要的共同主题。

여행자의 필요 (2024)

如此，我们可以说，《旅行者的需求》是一部关于人的本质性的孤独的电影。当 Iris 在经历了许多次失败的交流后，半被迫地离开男孩的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时，她几乎成为了一个安东尼奥尼式的女主角，但比莫妮卡·维蒂或让娜·莫罗更加苍老。《在异国》中的某些段落，于佩尔在海边的小路上走着，在她的体态与步伐中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尤其是当她在路口处陡然转身，快步消失在景框之外时。在《旅行者的需求》的开场，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的镜头，整部电影最动人的镜头之一：女孩弹着钢琴，Iris 从桌前起身，走到房子的外面；在这里，也许是因为年龄对气质的改变，也许是因为洪常秀的电影基调的改变，于佩尔的步伐变得稍稍迟缓了一些，在《爱之梦》的伴奏下，仿佛一个静静地远去了的幽灵。同样，当她将脚放入潺潺流水之中，试图感受世界的温度时，也发出了一声叹息，这声叹息与十二年前那个“被丈夫抛弃的法国女人”坐在石头上的叹息共用着同一个嗓音，但情绪截然不同；情感上的挫折不再构成漂泊的理由，旅行者所面临的是更为深重的困境。

다른나라에서 (2012)

여행자의 필요 (2024)

在异国，跟随着这样的旅行者，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个完全陌生、荒凉、辽远的世界。在这里，洪常秀将他近几作对于环境、风景和空间中的细小扰动的关注抬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我们看到了许多被虚焦包裹着的空镜头，树叶在风中摇动，远处的山，水中的游鱼，以及阳光的闪烁的碎屑——当言语的力量日渐衰微，是像这样的微小的、物质性的细节重新填充了电影的实在：Iris 坐在长椅上吹着口琴，男孩伫立在树影下，阳光渐渐照亮他的所在，然后他向树林深处走去。后来我们得知，这很可能只是 Iris 睡在风中的岩石上做的一个梦，当她醒来时，天色已经昏暗。洪常秀善于混淆梦境和现实来做结构上的障眼法，《在异国》的第二幕充分展示了这种技术；但现在，他无需再做同样的事了，因为现实本身已经泛起了梦境般的惶然无措的涟漪。这个世界不再是《在你面前》中那个在死亡面前反射出奇迹的世界，这里的绿色也不再是李慧英看到的充满生机的绿色；它成为了象征着孤独和忧郁的颜色。穿行于这样一个无处不在散发着陌异气息的国度，旅行者想寻找的是什么？她需要用什么去抵抗这种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陌异？就像许多其它的洪常秀电影一样，《旅行者的需求》的片名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여행자의 필요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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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的需求》在外观上很自然地趋近于“闯入者”电影，或者说“访客”电影。这一类电影比如帕索里尼的《定理》、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都会有一个陌生的、异质化的人物，闯入一个维持着稳定世俗状态的家庭或个人的生活中，通过激发他们的原始欲望、揭示某种人类本质而达到戏谑、讽刺的戏剧效果。这位“访客”通常毫无来由，甚至不具名。TA像是一个外星人，一个天堂或地狱派来的使者。TA的到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而《旅行者的需求》里于佩尔饰演的Iris，在大部分时候就趋近于这样一位“访客”。在三段故事中，第一段里女孩的哭泣，第二段里丈夫的失态，第三段里母亲的暴怒，都是骤然发生的剧烈情绪波动，这与Iris的到访紧密相连。

但Iris不是真正的访客，洪常秀给了她“旅行者”的身份，让她始终专注在自己的旅行轨迹中。旅行与拜访，Iris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这两件事，这也是我们总能在洪常秀电影里看到的：有不止一部电影在同时进行。作为旅行者的Iris，穿着红蓝相间的碎花裙，披着绿色的针织开衫，戴一顶卡其色的编织帽。一个法国人，在韩国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全然陌生，需要不断地让自己实体化。一方面，我们看到她进食、踩水、睡眠以及获取酬劳，这些构成了“旅行者的需求”，也如她自己所言，在异国他乡逐渐找到存续的倚靠。另一方面，Iris与周遭环境在影像层面互相作用：她似乎在某些时刻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又在某些时刻从环境中分离出去——好像她可以在空气中散落成无数的基本粒子，去充盈整个环境，再汲取灵力让这些粒子糅合成形，得以重生。在从仁国家离开之后，Iris来到一处天台，这里布满了绿色，她突然踮起脚，跳起轻盈的舞步，如同在施展魔法。在既像融入环境又像改变环境的影像辩证之中，一种梦境般的场景降临，“绿色”以温和的姿态逐渐渗透进观众的虹膜（Iris的本义正是“虹膜”）。在旅行与拜访的空隙中，Iris成为了某种“回荡”，在粒子态与实体之间循环往复，将他人的语词转译再生成诗句。

正因为我们再熟悉不过洪常秀电影里的琐碎对话，才会对他如今书写方式的转变感到诧异。从《在水中》里断裂的对话，再到《旅行者的需求》里对话双方皆用非母语而导致的无意义交谈，洪常秀似乎已经放弃了语词所能指向的纵深。几乎一模一样的对话重复上演，Iris却保持着奇怪的新鲜感。这或许是作为法语老师的必要职业态度，但当她在美术馆门前偶遇的那个女孩再次提起尹东柱“年纪轻轻就死在了日本的监狱里”时，Iris依然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一样表示惊讶（她几个小时前刚刚听过这句话）。即使对话不断重复且无趣，不断从粒子态重生为实体的Iris也并未表露出厌倦。同样是在这场戏里，我们真正看到了两个Iris，一个是实体化的Iris，另一个则由画面右上方的花丛与正下方的绿化带组成的粒子化的“Iris”。旅行者与访客同时在场，让Iris的存在变得更为游离。

作为访客的Iris，把重复无趣的语句变成了法语的诗句，鼓励仁国不要放弃写诗，为美术馆门口的女孩用法语朗诵诗文。Iris从口中一字一句念出法语，也正是将构成自己的粒子播散开来，让潜在的希望回荡于现实中。或许可以说，洪常秀在创造新的语境，他试图回望早期作品中那些文本内的讽刺，但又希冀于一种从外部介入的笔触。在这里，“等待砂糖在水中溶解”变成了“观看砂糖颗粒在水中的回荡”，似乎洪常秀的电影里已不存在真正的绵延，于是才有了影像的平均化（《在水中》）和语词的平均化（《旅行者的需求》），于是梦的入侵也在时刻滋生：《在水中》的一场戏中摄影师和女演员走出旅馆往景深处散步走远，两棵垂向道路弯曲的树因失焦而变得超现实；《旅行者的需求》结尾处，于佩尔的粒子态分身如同幽魂一般长椅上吹笛子引领仁国找到她。

《在水中》

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一如《旅行者的需求》里那样，我们也总是重复着无趣的对话。很多时候，本可以向着纵深延展的交谈，却轻而易举地被星座学、mbti、网络热词终结。就像“驯化AI让AI更有人性”本就是个吊诡的命题一样，人们的交谈也服膺着某种潜在的驯化。人们更轻易地抗拒陌异的语词，抗拒游离在尘世之外的粒子。剖析和讽刺更容易陷入刻奇的陷阱，给出的解答也往往被日常语境吞没。在人生的暮年，洪常秀在电影中长久地回荡着，不再执着于剖析和讽刺，而是怀着一种无力的寄望重新游历那些人世间的情感与关系。他只剩下提问的力气，不再关心是否会有解答。在《旅行者的需求》结尾，Iris问仁国：“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吗？你会像朋友那样爱我吗？”两人走向树林里，走入一个缺口，一个像出口也像入口的缺口。我们希望，旅行者与她的被访者向着一个新语境走去，只不过在这个缺口处，回荡如风吹动叶片，永不止息。

洪常秀的最新作《旅行者的需求》并非一部急于叙事的作品，而是一次关于“观看”与“聆听”的慢行实验。影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费比西奖并收获豆瓣7.5分的稳健口碑，这恰恰印证了它在评论界与影迷群体中建立的默契：它不提供传统戏剧冲突的快感，而是邀请观众潜入日常对话的潜流。作为洪常秀与伊莎贝尔·于佩尔的第三次合作，本片再次将镜头对准了“异乡人”这一母题。于佩尔饰演的伊丽丝穿梭于首尔的咖啡馆与公寓，法语与韩语在片中的切换不再仅仅是语言工具，而是成为跨文化疏离的绝佳隐喻。洪常秀标志性的手持摄影与即兴对白，在仅7天的紧凑拍摄中淬炼出一种近乎呼吸般的松弛感。影片刻意剥离了宏大的背景叙事，将空间压缩为狭小的室内与熟悉的街巷，使得人物之间那些欲言又止的停顿、错位的笑意以及关于“你需要什么”的反复追问，拥有了足以承载存在主义重量的留白。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未停留在单纯的异国情调表层。李慧英饰演的韩国导演与于佩尔形成了一组精妙的镜像对照，这种元电影式的互文处理，巧妙地将“被观察者”的困境反转——当异乡人试图理解本地时，本地人同样在凝视自身文化的边界。尽管部分观众批评其节奏迟缓、信息密度稀薄，但这正是洪常秀作者美学的核心所在：他拒绝用工业化的剪辑逻辑去填补沉默，而是信任时间的流逝本身就能完成情感的发酵。在电影节展映阶段获得高认同，或许正是本作最合适的归宿。它像一杯看似平淡却余味绵长的清茶，用极简的镜头拆解了身份认同与语言隔阂。对于熟悉洪常秀语境的观众而言，这是一次轻盈而熟悉的回归；而对于初次踏入者，它或许是一场需要耐心接住的、关于孤独与包容的私人对话。

柏林银熊奖得主，豆瓣7.0分。洪常秀和于佩尔的第三次合作，这次居然让法国女人去韩国教法语——光是设定就透着导演那股子恶趣味。片子里有场戏我反复看了三遍：于佩尔教学生用法语说“我感觉”，韩国学生憋了半天，挤出一句“我感觉...头疼”。语言课上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但每次错位都精准戳中现代人沟通的真相——我们不是不会表达，是根本没想清楚自己感受什么。他用极简到近乎白开水的日常场景，把于佩尔那种冷幽默泡在里面。她坐在公园长椅上喝烧酒，突然用韩语背法语歌词，周围韩国人一脸懵逼——这种孤独不是悲情的，是带点解构的轻松。有人嫌节奏慢，说叙事碎片化。可生活本身不就是碎片吗？于佩尔演的家庭教师像个游魂，在韩国的公寓、教室、小酒馆之间飘荡。她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语言错位中悄悄反转：老师因为语言不通反而被学生“教”了。这种暧昧感，比直白的戏剧冲突高级多了。第三次合作，洪常秀终于把于佩尔独有的那种疏离感榨干了。她站在阳台抽烟，镜头就那么远远拍着，画面里全是风的声音。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沟通不在语言里，在沉默的间隙里——那些话说不出口的瞬间，才是《旅行者的需求》真正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