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丹麦女导演苏珊-毕尔所执导的电影《更好的世界》，勇夺今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凭心而论，这部电影是非常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手法和议题上没有太多争议性，一张四平八稳的安全牌。长久以来，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遴选方式受到许多诟病，首先是一个国家只能选取一部作品参加比赛，在这部分，许多手法创新、批判性强的作品往往就被剔除（这也是中国作品能获得欧洲奖项，却很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主因）。其次是片中英语发音部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团由大约三百人组成，他们必须看多达二十部电影，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而这些评审成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较大、已经退休的人，因此对影片的偏好自然是中规中矩。今年奥斯卡奖的评审过程虽然做了细部调整，将评审团分成几个小组，减少看片的数量，但结果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更好的世界》的拍摄手法和议题内容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上，只是它是否是2010年间最好的作品，很多人都抱有疑问。《更好的世界》的丹麦片名是“复仇”，但参赛国外奖项时，导演将英文名称改为“更好的世界”，颇有讨好观众和评审的意味。《更好的世界》的主要议题是“暴力”与“报复”，影片中运用了许多二元元素来突显人性中的挣扎与困境。影片主角安东是一个从瑞典移民至丹麦的男子，平日在非洲的难民营行医，妻子和两个儿子则居住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由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战乱不平的世界，安东必须面对大量的血腥伤害，极尽全力救助暴力的受害者。然而在家乡，安东十二岁的大儿子艾利亚斯却因为“瑞典佬”的身份，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安东尽管知道儿子所面对的困境，但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他被迫成为儿子生命中缺位的父亲。安东生命中的矛盾，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激化。克里斯提也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母亲病逝后，他和父亲一起搬到安东所住的小镇，并成为艾利亚斯的同班同学。克里斯提性格强硬，由于母亲的病逝，内心里对父亲抱有强烈的愤怒。然而父亲却因为自己内心的悲伤而不知如何处理儿子的心理问题。在认识艾利亚斯后，克里斯提很快就和他结为好朋友，并对欺负他的男孩出手，用棍棒和小刀狠狠地教训了对方。当大人们质疑克里斯提以暴制暴的行径，认为只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报复时，克里斯提回答：如果出手够重就不会了。安东回家休假时，带着二个儿子和克里斯提一起外出，却卷入一场纷争当中。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孩为了秋千起了争执并动手推拉，安东出面将两人分开，却引来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不满，这位父亲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动手推打了安东。尽管场面极为难堪，但安东认为不应该降低身份和对方动手，于是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但这件事在艾利亚斯和克里斯提看来，却非常不能接受，催促着安东找对方“算账”。无奈下，安东找到了这个维修工，以言词指责对方使用暴力的错误性，结果对方辱骂安东是个瑞典佬，并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至此，安东还是坚持暴力的错误性，毅然地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去。安东坚持不肯以暴力回报暴力，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安东工作的难民营中，每天都有大量受伤的百姓被送来，他们全是暴力的受害者，主要的加害者就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游击队份子。这位“大人物”整日带着武装士兵四处作威作福，甚至以孕妇腹中孩子的性别作为赌注，硬生生将孕妇的肚子破开。讽刺的是，这位大人物却因为腿伤不得不向安东求助。尽管旁边的伤患、家属及护士都要求安东不要救治这个杀人狂魔，但安东还是基于医生的道德出手为大人物治病。对安东的道德试炼并未止于此处，就在大人物的脚伤即将痊愈时，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孕妇却死在了病床上，正当此时，一旁走来的大人物出言奚落和嘲笑了死去的孕妇。安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硬生生将大人物推出他的医疗帐篷，冷眼看着大人物被外头的百姓包围并攻击致死。当安东因为难民营的暴力事件而沮丧时，另一起暴力事件正在他的家乡上演着。克里斯提不能忍受安东所受到羞辱，坚持制作炸药炸毁那名修车工的汽车。这件事本来有机会停下来的，但是却在三个环节上出了错误。首先是艾利亚斯的母亲发现了克里斯提送给他的一把小刀，进而登门向克里斯提的父亲问罪，这件事造成艾利亚斯内心对克里斯提的歉疚，因此不忍让克里斯提自己去炸车。其次是克里斯提在行动执行前的晚上，向父亲提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他父亲没有追究细节，反而是愤怒地痛斥了他一番。最后是艾利亚斯透过视频向父亲求助时，安东却因为当天的悲惨事件而无心与儿子对话。结果两个孩子便在隔天清晨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更好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是人性不完美所造成的困境，面对暴力时究竟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如果忍气吞声，暴力不仅不会自动停止，还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就像艾利亚斯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尽管师长和父母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有一个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艾利亚斯培养出强硬的性格，才能让他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克里斯提就是一个性格强硬的男孩，但结果是“以暴制暴”，是另一个困境。成人在面对暴力问题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彻底终止暴力，还要思考对孩子的示范作用。例如安东，他认为正是因为孩子在场，所以更不能“以暴制暴”，然而这种软弱以对的方式，却在孩子心中激起更大的反抗意识，如果安东在面对维修工时还手，也许两个孩子根本不会自行采取报复行动。报复与否，没有标准答案。片中克里斯提说的那句话：如果要出手，下手就必须重。这话听来虽很冷酷可怕，但却有这么几分道理。总体来说，《更好的世界》是一部很流畅的作品，但缺点是过于戏剧性，影片中安排的矛盾困境与现实之间有些许隔阂，而影片最后那个没有酿成悲剧、相互理解的完美大结局，也多少降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与冲突性。我喜欢这部片子的议题，但不喜欢这部片子的手法，可能是因为导演是女性，所以里头有女性的感性，但也有女性对冲突的厌恶与回避，结果全片形成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势。这部片子的内容无疑是很复杂而丰富的。暴力的起因往往是愤怒，安东将那个万恶的大人物推出帐篷，是因为愤怒；克里斯提相信以暴制暴，背后的原因也是愤怒；艾利亚斯的母亲在目睹儿子身受重伤时，之所以对克里提斯暴力相向，同样是因为愤怒。无论我们长到多大的年纪、拥有多少知识、对世事有多少理解，都不可能免除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这是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暴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在这个基础上，承受暴力的人，不免以暴力还诸暴力，结果便是暴力的往复循环和放大。只要有人，就有摩擦，就有愤怒，于是就有暴力。当今社会常常强调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育，认为从这点上可以根除暴力，然而作为父母与师长的人，他们终究是人，他们或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在孩子生命中缺位，或是本身就纠结在内心的问题中，而无法察觉孩子的心理问题，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成人非但无法解决儿童的暴力问题，甚至经常是儿童暴力的根源，就像安东的瑞典移民身份，就像克里斯提父亲的内心创伤。落后如非洲小国，先进如被誉为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都不能从暴力这个问题上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是人性问题，与道德、财富、教育无关。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安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他赢了。”儿子问：“你怕他吗？”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卫平）

1、片子不错，不矫情，摄影很棒，最近五年奥外这个最好（比《他们眼中的秘密》和《窃听风暴》都好一些，前者当然剧作还是不错的就是太商业太美国口味，后者太甜太右太人性）。算得现在欧洲文艺片（不是艺术片）里的较高水准了。2、看了花絮里的导演访谈，不喜欢这个女人的气场。很奇怪她的电影跟她自己说话完全两个风格。尤其不喜欢她对所谓“欧洲电影传统”的吐槽，以及她认为此片是一部“客观的，不予评论的电影”的论调。3、再说说摄影，说它好不是因为其间各种国家地理美图式的空镜，而是如用光、长景、移动等等细节。手持摄影是潮流，此片的低照度处理的很好。不少心理化的用镜，也不忌讳变焦推拉（有几处用得还真好）。剪辑也不错，有一处叠化（非洲到丹麦那个转场）印象很深；不少地方跳切很到位。4、看过这位导演的《兄弟》，唔，看来她喜欢拍创伤后应激反应综合症哈……克里斯蒂安黑化的过程确实写得不错（要加上删掉的片段看）。5、看到了《白痴》的女演员Bodil Jørgensen。演学校校长（？）。6、关于剧作烂尾，看了删减片段，完全删去了克里斯蒂安他爹和伊利亚斯他娘的那点小火花，删去了伊利亚斯爹娘的冷战，删去了学校文化节上的小八卦（这场戏绝对不该删）。而结尾也是删掉了的，原本的结尾是两个小正太在病房里玩遥控汽车，汽车开出了病房然后在走廊上一通横冲直撞，非常富有隐喻的一个结尾。当然，导演认为自己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同时她认为此片讨论的是复仇、宽恕和正义。其实直到90分钟此片还没有什么剧作问题，而最终的剧作问题，倒不是技术失误，而是时代大环境使然。这是个症候，用文化研究分析比较趁手了。

豆瓣8.3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拿奖拿到手软的《更好的世界》，到底好在哪？苏珊娜·比尔用冷峻到近乎残忍的镜头，把两个世界的激烈对抗摆在台面上：非洲难民营里，军阀随意砍杀平民；丹麦校园里，男孩被逼到墙角踹肚子。你以为文明社会的暴力更“温和”？有意思的是，当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密谋炸毁霸凌者的自行车时，那股恨意和非洲刽子手没什么两样。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场戏：安东在苏丹被军阀扇耳光，他选择不还手，平静地走开。回到丹麦，儿子质问他为什么不反击。安东说：“你以为还手就能改变什么？” 可现实是，他的不抵抗让儿子更痛苦——孩子觉得父亲是懦夫。有意思的是，影片把这种代际认知撕裂拍得血淋淋：我们教孩子“以善胜恶”，但孩子只看到恶在横行。克里斯蒂安教唆伊莱亚斯复仇，差点闹出人命。导演没有给出廉价的和解，而是让两个父亲在病床前无言对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更好的世界”不是没有暴力，而是有人愿意在暴力循环里踩刹车。安东的选择不是软弱，是更勇敢的担当…这部片能同时拿下奥斯卡和金球奖（打破两大奖项向来各有所好的传统），绝不是运气。导演苏珊娜·比尔与编剧安德斯·托马斯·延森继《婚礼之后》再度合作，把道德困境推到极致，却不给标准答案。看完我盯着片尾字幕好久，脑子里全是那个问题：当你的孩子被欺负，你让他还手还是忍耐？别跟我扯“以德报怨”的漂亮话。这片子说透了：真正的宽恕，需要比暴力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