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8日，阿彼察邦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家与光”为主题作了创作交流。他提到：
在农业社会，人们都是被光控制（作息睡眠）的。从光亮到黑暗的变化预示着我们闭眼后在黑暗环境中萌生的幻想和梦，我们从中获得对历史和叙事的理解。光和记忆不是固化的而是可塑的概念。
阿彼察邦
当时正值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河濑直美的《光》于5月23日全球首映，大致的情节也已经在一些评论中流出。提问环节曾打算问阿彼会如何看待河濑所提出的“光”的疑问（盲人如何看电影），又因为现场情况和思考的不成熟而迟迟没能提出。时隔六个多月，在观看了《光》之后，这个蹩脚的问题似乎获得了自然而然的解答。两位亚洲导演不约而同地将“光”作为某种感知与理解的核心，并与电影艺术不同程度地联结在一起，编织了作为自然元素的“光”在人类现代社会的存在脉络。而河濑直美在《光》中做得更进一步的是：“光”不外在于“人”，它是与“人”一体的存在——它既是对象，又是方式，也是主体。处于“光”的维度之中，自我的不同层次都彻底开放，面对的是所有“光”汹涌的洪流。1 感官：“失明”的观众影片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以中森雅哉（永濑正敏饰）为代表的（濒临）失明者。雅哉先生曾经是著名摄影师，相机早已成为他观察世界的方式与视觉的外延。当视觉官能的本体逐渐衰退，他就更加容易产生对这一外部器官逆反性的重度依赖。他需要在仅有的光明中，继续通过相机去记录外部的世界，从而达到个人视觉依然存在的确证。那视野中仅有的一角清晰和相机的感光回路连缀成幽深的巷道，这一条路越来越窄，最终将他的身心全数捆绑于其中——并在最终混沌降临的时刻崩塌殆尽。河濑直美将雅哉走向全盲的过程通过眼睛主观视角与手持面部特写交错呈现。观众们通过银幕代入了主角视觉消逝的感官变化与情绪起伏，从而达到对失明的双重体验。最终，影片呼唤观众重新思考“失明意味着什么”这一长久以来被广泛讨论却鲜有感同身受的疑问：我们是否可以不再缠斗于“失明是一种残缺”或是“失明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粗暴争辩，而是真正从中获得全身心的直感。河濑直美诚然并没有在这一组对立中做出选择。她明白在眼前消逝的光有多么美丽，因而感官的被剥夺绝不是“生活方式改变”这一云淡风轻的表述所能概括的，而是一场切实的罹难；而另一方面，她又明白自己必须去呈现之后可能的选择，去照彻已经黯淡的角落，去展现这一片混沌中反向延展的可能性，从而丰富“光”的意涵。她重视的正是人物情绪带动下逐渐枝繁叶茂的过程，而并没有过多求索一个确切的结论。
永濑正敏
影片中还通过其他的细节将观众的位置与人物拉近。比如尾崎美佐子（水崎绫女饰）所做的工作：帮助视障人士“看”电影。除了美佐子的工作场景，影片还呈现了她在日常生活中对城市景观的描绘。这一处理当然有塑造人物的目的。但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我们面对可能略显呆板的声画同步时，我们已经部分地被邀请到女主角所构建的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判断甚至是被友好地“冒犯”着的。因此，不仅仅在雅哉的视角中，在美佐子的视角中，观众的感官体验同样被重视。视觉诚然是河濑直美想要讨论的核心。而更进一步来看，“失明”只是导演关于人类感官的提喻。在人物与观众的互动中，触觉、听觉等维度的通感同样没有被忽略。雅哉在完全失明后通过触摸确证对美佐子在场，触觉因而在黑暗中形塑了他人，达到直观却又深沉的交融；美佐子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陷入山中泥沼，镜头紧紧跟随着她的足部，将泥土沉重而黏滑的触感倾泻而出；再如美佐子在密林中寻找母亲时，儿时与父亲游玩的声音逐渐渗入，最终与母亲与夕阳合而为一。不同感官在影像与文本担当了不同角色，相互言说最终浸润为浑沦的生命直观。观众们在感官的不完整中，体会了生命如“光”一般的圆满。2 感知：文本与影像的消弭在今年九月大陆公映的《声之形》中，声音成为交流的象征物，失语者心理的外部具象化是描述的重点——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目的是天然合乎电影作为“影像”的呈现方式的。而《光》所做的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此相悖。当美佐子在大银幕上对着失明者描述电影时，矛盾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作为一部电影，要如何向观众证明影像本身是可以被替代、甚至可以缺失的？
与第一部分相同，河濑直美又一次回避了确切的答案，而选择去展现困境。美佐子对影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雅哉的非难，因为文本限制了想象；而一轮修改过后，文本又流放了想象。在这一过程中，雅哉的独特性再一次突出。他是摄影师，所处的又是走向全盲的最后阶段，因而对影像与文本的感知方式与其他失明者存在很大差异。
他依然抱有很强的独立主体意识，在作品与自我之间划开了一条界线，又在文本与影像之间寻找空隙。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长期对相机这一影像中心的依赖，他的感知已经被划分为各自孑立的板块。因而当面对这样的抉择时，他如此的反应几乎是必然。然而实际上，影像的表达与文本的表达都存在残缺。
无论影像还是文本，都在对我们所处的现实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和诠释。当我们发现某一处遮蔽之时，总会有另一处被遮蔽的隐匿于我们的感知之中。当我们接纳了一种诠释的镜像之时，总会有另一种被掩埋。因此在雅哉与美佐子的互动过程中，美佐子的残缺是显性的，因为表层的文本中的束缚很容易被析出；而
雅哉的残缺则是隐性的，因为他在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之前，一直沉浸于从自我出发对外部世界进行拆分的模式之中——而这一模式的存在已经注定了某些支离破碎的结果。破碎所能投射的，也只是破碎而已。
回到影像与文本的问题中来，
河濑直美并没有因为文本在影像面前的进退失据而放弃文本。呈现困境是为必要，而还原为一的理想状态则是需要实践的。相机因而成为一种感知异化的隐喻，雅哉的顿悟正是来自于丢弃相机而投身于“光”的刹那。
“工具”被摒弃，文本与影像的交织也不再有功能性切分的必要。跨越影像与文本，通过升腾的感知认识的世界，已经是世界的真实本相。3 感应：流动的“人”影片中含有不少对现代社会景观的描绘，其中的人也大多是匆匆掠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沉默于不确定性之中。相对清晰的人物里，雅哉的朋友表面热络，暗地里却抢夺他的相机；美佐子与母亲相隔遥远，只能通过传真联系。即便笔墨并不多，我们也可以从美佐子与雅哉的日常生活描绘中感受到那一份都市中特有的空茫感——这一点可以在那些不同都市场景中剧烈摇晃的手持长镜与工业区大远景中获得最直观的感受。
难以免俗的是，河濑直美同样将爱看作治愈现代疾病的方剂。通过对他人的爱，人自身的空间才得以打开，人的感官、感知才最终升华为不可名状的感应形态。又或许与这种难以捉摸的特征相对应
，《光》中的情感描绘几乎全部靠人物的情绪推动。它一直朦胧地跃动着，直到某些时刻喷薄而出。而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我们意识到先前每一次暧昧不明的铺垫之下有多么深邃的暗流。恰似那些游丝般悬浮的光点，他们在墙壁、在脸庞，在枝叶间的缝隙、在随风飘舞的发梢，在一切可能产生回音的空间中相互造访，将空间中每一个坎坷都映照得灿烂。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物情绪的克制与压抑，光不断折射不断堆积，最终汇聚成那一瞬间的滂沱。
美佐子与雅哉的爱情似乎就在这种光的相互感应中达成，几乎完全跳过了应有的逻辑顺序，却又和光中弥漫的尘土一样自然而然。
而实际上，
狭义的爱情也并不是河濑直美想要呈现的核心，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应。这一点在美佐子寻找母亲的段落得到了延展。与爱情场景相呼应，这一瞬间同样发生于山顶，同样在漫溢的“光”中。美佐子穿过茂密的森林，橙色的光逐渐从镜头前方闪射而入。她在寻找母亲，而母亲则在寻找父亲。逐渐痴呆的母亲依然在等待着父亲的归来，而神志清醒的美佐子却同样在森林中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这种感应的能力在逼仄的办公室中未能复苏，而在群山万壑的森涛与光中被唤醒。
它超越了生死，恒久地嵌入灵魂深处。你身处光环之中，融入了时空怀抱；你身处此时，又降临于他人存在的每一刻，在这一刹那的缝隙中窥见了永恒。这便是人与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维度的感应。
在这种感应中人的质态被模糊，成为生生不息的一部分，成为流动的“光”中的一部分。
我依然不知道该用怎样科学严谨的语言去定义“光”，正如河濑直美也同样无意给观众一个确切的定义一样。我只能尽量用贫瘠的言语去描述：
在所有的“光”向“我”涌来的过程中，“我”看似是中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为“我”已经与“光”融为一体，是一切反射折射的融合。“我”的感官已经不再有残缺，“我”对世界的感知不再有分裂，“我”感应的所有都已经在归途中感应到“我”。“光”涌向“我”的混沌中，“我”与“光”一同臻于完整。正如雅哉对美佐子所说：“我自己可以过来，你只要在那里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