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影带谋杀案

大卫·柯南伯格的影片主题总是关乎“恐惧”：对本能欲望的恐惧（如《毛骨悚然》中满足深层性欲的传播性寄生虫），对性别焦虑的恐惧（如《狂犬病》中典型女性形象罗斯在身体异化之后新增的具备男性特征的身体器官），以及对主体性丧失的恐惧（《录像带谋杀案》中麦克斯的身体异化为一台录像机）。本文暂且不对前两种恐惧进行深入分析，仅就探讨对于主体性丧失的恐惧。事实上，这种恐惧的根源正是来自于资本社会人类科技文明的急速发展，来自于居伊·德波在1967年所提出的“景观社会”。巨大的景观的积聚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开篇第一章即断言：“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个表述相比于马克思在论证商品拜物教时所使用的“商品的庞大堆积”无疑直接宣告了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如今已过渡到了一个视觉表象化的社会景观的王国。此处涉及到两重颠倒：其一是马克思所言的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的颠倒；其二则是德波提出的这个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当表象取代了存在，景观就产生了。在《录像带谋杀案》中，开场在电视荧幕上出现的影像化秘书，麦克斯所经营制造的软性色情暴力录像带，电视台的采访节目，碧安卡·欧布莱恩开放的电视治疗中心……都是德波的景观。弗尔茨和贝斯特对于景观作出过如下定义：“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少数人”自然是在幕后进行操纵的资本家，如影片中的麦克斯。而“多数人”显然意指被这种表演所支配的我们——芸芸大众。当电视主持人问麦克斯“你不觉得你的节目会使得社会充斥着色情与暴力吗？”，麦克斯答曰他只是在为大众提供一个无害的宣泄口，他认为这对于社会是有益的。是否的确有益？至少德波是否定的。“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德波认为，一旦我们将景观的表象化影像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欲望，那我们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而“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它拒绝对话以求消解主体的反抗，对景观的痴迷将导致人们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与弥散：两种景观操纵然而事实上，《录像带谋杀案》中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并不是麦克斯（他同时是大众影像的操纵者和景观控制的受害者），而是针锋相对的两方势力：以欧布莱恩教授为灵魂的“新肉体”团体，和以康维斯为首的“影视场”团体。前者是科技力量崇拜的纯粹信徒，欧布莱恩反复呢喃的“电视荧幕是心理之眼的视网膜”即是他们的信仰核心——一种包裹着麦克卢汉“新技术是人的感知器官的延伸”理念的激进观点。欧布莱恩认为人类因“影视场”信号的干扰而产生的脑瘤，实质上是一个成长于头脑结构中的新器官。后者则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强权团伙，他们为第三世界制造廉价的眼镜，也为北约组织制造飞弹导向系统。他们认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异军突起愈发强大的时刻，北美洲正逐渐呈现出疲软态，而麦克斯所制造的软色情录像节目正是造成这种疲软的精神毒粮，是对大众的慢性腐蚀。所以他们意欲利用“影视场”这个巨大的幻觉机器实现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了两种景观类型：集中的景观（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和弥散的景观（即景观的一般形式）。前者以国家极权与意识形态作为手段垄断景观，后者以自由市场和商品经济制造景观；前者是政治属性，后者是经济属性；前者可以视为“影视场”团体的表征（基于政治性目的所采取的“国家式”强权操纵），后者可以看作“新肉体”团队的表征（基于信仰自由所采取的“消费式”皈依操纵）。超真实与综合景观欧布莱恩在其据以存活的“新肉体”——录像带影像中如此告知麦克斯：“不管电视荧幕上出现什么，对观众来说都会浮现原始的经验。所以，电视就是现实，现实还不如电视。”德波的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想，它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而到了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它直接体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性篡位。真实已经在广告照片等各种媒介中介中被“谋杀”乃至化为乌有，“拟像”由非真实中调制出来，占据了已然死亡的真实的空位，比真实更成功地成为存在的本体论索引，成为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所以，欧布莱恩的“新肉体”团体坚信影像生活比固有肉体的生活更真实，他们不惧肉身的死亡，反而为了促进以影像为存在的“新肉体”的成长刻意实施自杀行为，摆脱旧肉体的桎梏。在其1988年出版的《<景观社会>评论》中，德波指出，集中的景观与弥散的景观已经融合成了第三种类型——综合的景观，这是经济与政治的彻底结合，景观的控制更加隐蔽也更加自然，我们已被牢牢掌控而不自知。综合的景观就是景观社会发展到极致的状态。柯南伯格将《录像带谋杀案》的结尾设置为麦克斯为“新肉体”团队的自主献身，他当然逃离了“影视场”的强权迫害，但他自由了吗？显然没有，只是从“影视场”这种极易被察觉进而反抗的意识形态类景观控制，转移到了“新肉体”这个自觉的幻象替代了真实的终极景观控制。以历史视角来看，1983年的《录像带谋杀案》似乎为1999年的《黑客帝国》奏响了前奏。麦克斯为之献身的纯粹的、全局性的、永久的影像世界就像是机器大帝所控制的Matrix，人类失去了现实感知，沉沦在虚拟网络构成的母体中：自以为在理解世界，洞悉人性，看透规律，自觉地体验真实生活，殊不知一切皆是假象。“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德波如是说。柯南伯格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极其无力且悲观的对于景观控制的回应——放弃反抗，主动献身。但德波拒绝了这种放弃。在他看来，只有来自青年人的艺术革命才是摆脱景观支配的真正途径，所以他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事实上德波是实践先行的，他于1957年创建“情境主义国际”，1967年才出版《景观社会》），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异化生活的艺术式反抗。遗憾的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日常生活革命终究无法阻挡景观社会的到来，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吹响了它的丧乐。而直至今天，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3D打印等高新技术正在普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正在不断地被削弱，甚至逐渐融为一体，德波的景观社会正在一步一步到来，我们能做的恐怕并不比柯南伯格提供的结局更好。